政府引导基金商业化转型面临挑战

　　近日，关于财政部将适当设立政府投资基金的权限上收，严控基金设立，完善基金统筹协调机制，推进基金布局适度集中化的消息传出，市场上一片哗然。有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是政府基金结束粗放式发展的信号。

　　2万亿政府引导基金

　　撬动6万亿社会资本

　　2015年，国家集中出台一系列关于政府投资基金的政策后，政府引导基金从中央到地方遍地开花，目前已成为私募股权市场最重要的母基金（LP）之一。

　　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国内共成立1311只政府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1.97万亿元，政府引导基金下的子基金规模则约6.26万亿元。

　　从时间上看，2012～2018期间，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增加1092只，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9.09%；政府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增加1.80万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68.74%。

　　其中，2015年，政府引导基金成立数量最为迅猛，共成立276只，同比增长392%。2016年达到顶峰后，之后逐步放缓。

　　盛世投资总裁张洋表示，一直以来有人质疑政府引导基金是不是太多，其实不是。2019年上半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总额仅新增0.25万亿元，占同期社融的1.9%，政府引导基金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本来源。

　　整体看，我国政府引导基金以市级引导基金占比最高。根据投中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数量总共为675只，占整体数量的51.49%；市级引导基金自身总规模为8693亿元，占总规模的44.14%。

　　其次是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和自身规模占比分别为23.7%和34.3%。

　　“一市一策”的现状让政府引导基金为争取头部创投机构的入驻，在基金管理费率、让渡超额收益等方面各出奇招。

　　例如，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的子基金采取项目“即退即分”和基金整体“先回本后分利”原则，在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可将投资于深圳地区项目所得全部收益让渡给子基金管理机构和其他出资人。这一优惠政策吸引了天图投资、平安投资、基石资本这些本来倾向于PE阶段投资的创投机构参与，投向深圳本地的种子期初创企业。

　　政府引导基金角色多样化

　　为争取更多、更好的创投机构入驻，各级政府引导基金暗自角力，不仅在政策上争取极大限度的放宽，在角色上也发生重要变化。

　　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任王国丰表示，政府引导基金近年来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首先，从原来的管理关系变成服务关系，为子基金更好地做好服务；第二，从原来的约束变成激励，原来很多地区有返投的约束要求，现在调整为激励；第三，帮助牵资源，利用政府平台为资本和产业做融合。

　　经过近几年发展，大部分成熟运作的政府引导基金早已从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转变成半商业化管理阶段。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公司总经理蒋玉才日前表示，2010年以前，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现在大多数政府引导基金已经转到第二阶段，即很少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而是由当地国企管理。

　　有些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走得更远，直接委托外部专业市场化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管理。

　　不论是当地国企管理，还是外部市场化机构管理，国家财政资金不再是政府引导基金的全部资金来源。政府引导基金不仅是引导当地产业发展的母基金，更是摇身变成创投机构（GP）参与直投，直接促进金融资本与当地产业资产相融合。

　　例如，重庆市最早设立的政府投资引导基金——重庆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在过去10年里坚持直投，截至目前，共投资近300个创业项目。

　　政府引导基金面临的挑战

　　在政府引导基金向商业化管理转变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激励机制不完备，优秀人才流失，容错机制及基金绩效考评机制等多重问题。

　　2019年9月，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深创投官网通知，共清理25只子基金，收回承诺出资140亿元，并缩减了12只子基金规模。其中，有不少子基金是因为后期募资不到位导致被清理或是被缩减规模。这也反映出资管新规出台后，子基金社会募资越来越困难。

　　不少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呼吁，地方政府应允许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构加大力度做市场化的母基金，跟所管理的地方引导基金结合起来，加大对落地子基金的支持比例，例如让落地子基金出资能够达到不超过50%等。

　　同时，他们还希望对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进一步规划与落实，避免优秀管理人才流失；细化容错机制及基金绩效考评机制，放宽事前的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的管理，用多元化、科学化的考核做事中、事后的约束，从而避免不敢投的现象发生。